2015年10月31日—11月1日，亚太经合组织（APEC）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《中日联合声明》，打破APEC框架下“非官方接触”惯例，与台湾当局人员会面。
11月3日，她又以“促进所谓日台友好”为借口，为台湾当局前“驻日代表”谢长廷颁发“旭日大绶章”，再度触碰一中红线。
11月7日，在日本众议院预算会上，高市放出危险言论，声称若台海出现“中国对台使用战舰、实施海上封锁”等情况，可能构成“日本存亡危机事态”，日本自卫队可依据2015年《安全保障相关法案》行使“集体自卫权”，释放出“军事介入台海”的信号。
11月10日，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二次会议上，面对在野党“是否撤回7日言论”的追问，高市早苗坚称“发言符合政府一贯立场，无意撤回或更改”，仅模糊表示“今后会避免在国会假设特定情境并明确表态”，进一步坐实其“以台制华”的右翼战略。
自2025年10月21日高市出任日本首相以来，短短3周内，她密集发表涉台挑衅言论、实施亲台动作，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。10月17日，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才去世，高市早苗就在作死的路上开始狂奔。这是临时起意，还是早有预谋？这是个人意志，还是群体意识呢？探究高市早苗作死行为的深层逻辑，需结合历史脉络，从村山谈话前后60年日本政坛的演变入手。
村山谈话——战后日本历史认知的“里程碑”与“转折点”
1995年8月15日，正值日本战败50周年，时任日本首相、日本社会党领袖村山富市发表谈话：首次以日本政府名义明确承认，日本在二战中“进行的殖民统治和侵略，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”，并表示“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”，史称“村山谈话”。
作为战后日本历史认识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官方表态，村山谈话打破了此前自民党保守派政权“仅反省不道歉”“模糊战争性质”的惯例，为日本与亚洲受害国的历史和解搭建了理论框架。日本社会党成立于1945年，曾是日本战后重要的左翼政党，主张反对战争、维护和平宪法，不过1996年该党逐渐更名为“社会民主党”，令人遗憾的是村山富市的当时执政未满2年。
从1965年到2025年，村上谈话前后60年的时间里，日本政坛经历了剧烈转折：前30年，日本在经济崛起过程中艰难维系政治上的“战后和平体制”，村山谈话成为历史认知的“短暂高峰”；后30年，自民党重新掌权后逐步拆解“反省框架”，从教科书修改到靖国神社参拜，从军事政策突破到历史叙事扭曲，右翼化从“边缘声音”演变为“主流政治生态”。
1965-1995，战后秩序的“维系与裂痕”——右翼势力的蛰伏期
1965-1995年，是日本从“战后废墟”快速崛起为“经济超级大国”的30年，也是战后以维护和平宪法为核心的左翼力量，与主张“历史修正”的保守势力激烈博弈的30年。这一时期，右翼化尚未成为主流，但通过“渐进式渗透”埋下隐患，为村山谈话后的政坛右转奠定了基础。
1965年，日本与韩国签订《日韩基本关系条约》，正式建立外交关系。该条约以日本“经济援助”替代“战争赔偿”，韩国因经济发展压力接受“赔偿问题了结”的条款。条约签订后，日本国内关于“殖民统治罪责”的讨论开始淡化。
彼时，日本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，1960年代年均GDP增速超10%，但保守势力已开始通过“外交妥协”规避历史问题，战后和平体制中“历史反省”这一关键维度首次出现裂痕。
1972年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，中日建交并发表《中日联合声明》。声明中，日本仅表示“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，表示深刻的反省”，对“侵略”“殖民统治”等核心概念仍采取模糊化处理。
这种处理方式让日本政坛逐渐形成“历史问题可妥协、不可直面”的惯例，自民党内部也逐渐达成“历史修正”的共识——只要不引发外交危机，便可逐步淡化历史罪责。上世纪70年代，日本虽仍处于“经济鼎盛期”，但国内保守势力对历史问题的“回避策略”已逐渐固化，战后和平体制的“历史认知根基”开始松动。
1982年，日本文部省要求教科书将“侵略华北”改为“进出华北”，删除“南京大屠杀”表述中的“大量”“残暴”等词，引发中韩等国强烈抗议。事后，日本政府虽表态“尊重历史事实”，却未处罚任何责任人，反而默许“修正派”继续游说。
1986年，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右翼团体“保卫日本国民会议”编写的教科书，该书将日本发动战争描述为“自卫”“解放亚洲”，彻底否认侵略性质。尽管因内外压力，该书发行量不足1%，但保守势力已明确传递出信号——可通过“合法行政程序”推进“历史修正”。
这两次教科书修正事件，是日本右翼化从“思想层面”转向“行动层面”的关键节点：一方面，自民党开始公开支持“历史修正”，并将其与“国家尊严”“民族自信”绑定；另一方面，右翼团体开始与政界、财阀深度勾结，形成“修正主义联盟”。
1993年，自民党因“金权政治”丑闻（利库路特集团贿赂案）暂时失去国会多数席位，结束了38年长期执政的历史，细川护熙、村山富市先后组建“非自民联合政权”。联合政权包含社会党、新生党等“反自民党势力”，村山富市作为社会党领袖，本身持有“承认战争罪责、推动历史和解”的立场；同时，1995年是二战结束50周年，亚洲各国（尤其是中韩）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作出明确道歉，国际舆论也聚焦日本的历史态度；此外，自民党虽下野，但为避免政权崩溃，对村山谈话的“道歉表述”采取了“默认态度”，未公开反对。
村山谈话的发表是战后日本历史认知的“顶峰”，但这一“顶峰”具有明显的“临时性”——它形成于“非自民联合政权”的特殊结构，而非日本政坛的“长期共识”。1996年自民党重新掌权后，村山谈话的“反省框架”开始被逐步拆解，日本政坛右翼化进入“加速期”。
1996-2025，右翼化的全面爆发与固化——从“反省倒退”到“军事扩张”
1995年后，日本政坛在自民党长期执政、经济失去的30年、中美博弈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，右翼化从“历史认知倒退”逐步延伸至“军事政策突破”“教育叙事扭曲”“外交立场强硬”，形成“全方位右转”态势。
1996年，自民党通过联合政权重新掌权，桥本龙太郎出任首相。桥本政府对村山谈话采取“冷处理策略”：1996年战败纪念日声明中，仅提及“对过去的战争表示反省”，删除了村山谈话中“殖民统治和侵略”“由衷道歉”等核心表述，且当年多名自民党阁僚参拜靖国神社。
2001-2006年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，日本右翼化完成“从隐性到显性”的转折。小泉纯一郎是村山谈话后的首位“显性右翼首相”，其执政期间的政策彻底打破了日本政坛“回避历史敏感问题”的长期默契：他先后6次参拜靖国神社，2006年8月15日的参拜直接触碰中韩等国的“历史红线”，还公开表示“参拜是为了纪念战死者，与战犯无关”，将“尊重战犯”与“民族尊严”绑定；默许右翼团体推动“教科书修正”，2005年文部省审定通过的教科书，将“南京大屠杀”死亡人数表述为“存在争议”，将“慰安妇”问题描述为“战时常见现象”，进一步淡化战争罪责；2004年修改《防卫计划大纲》，将“应对周边国家威胁”纳入防卫重点，首次明确将中国、朝鲜列为“潜在威胁”，推动军事扩张。
至此，历史修正不再是敏感话题，而是首相公开支持的政策；靖国神社参拜不再是个别政客的私人行为，而是政府立场的象征。村山谈话的反省框架被彻底边缘化，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历史和解进程陷入停滞。
2009年，日本民主党击败自民党上台，鸠山由纪夫、菅直人先后出任首相。执政期间，鸠山由纪夫提出“东亚共同体”构想，主张与中韩改善关系，表示正视历史，但因美国压力和自民党反对，未推出实质性政策。
2010年，菅直人政府在“钓鱼岛撞船事件”中采取强硬立场，出动海上保安厅船只拦截中国渔船，背离了历史和解的初衷；在教科书问题上，民主党政府也未阻止文部省的“修正倾向”，2010年审定的教科书仍延续淡化战争罪责的基调。民主党短暂执政期间，日本政坛的右翼化趋势虽未进一步加剧，但历史和解的努力最终“昙花一现”。
2012年自民党重新掌权后，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首相，开启长达8年的执政生涯，日本右翼化进入全面加速期。安倍晋三常被外界贴上“务实政客”的标签，推动TPP谈判、阶段性改善对华经贸关系、应对国内老龄化等政策看似聚焦现实议题，实则每一步都暗藏右翼终极目标——“摆脱战后体制”。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的外孙，安倍晋三的右翼立场根深蒂固，“务实”只是他积累政治资本、降低外界警惕的策略。
安倍政府将右翼化从政策层面全面推向制度层面，通过修改法律、调整政策、重塑舆论，将“历史修正”“军事扩张”“民族主义”转化为国家意志，安倍执政期间是村山谈话后30年右翼化最关键的推进阶段。
2013年，安倍政府出台日本首部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》，提出“积极和平主义”理念，核心是通过增强国防力量、行使集体自卫权维护日本安全，标志着日本军事政策彻底背离和平宪法。
2014年7月，通过内阁决议单方面修改宪法解释，允许日本在“他国受到攻击、日本安全受到威胁时”行使集体自卫权，实质上架空和平宪法第9条“放弃战争”条款。
2015年，日本国会通过《新安保法案》（包括《和平宪法第九条解释法案》《国际和平支持法案》等），允许日本自卫队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军事行动，彻底打破本土“专守防卫”的原则。
安倍政府还通过媒体宣传，将军事扩张包装为“应对中国崛起”，煽动民众的安全焦虑，当年民调显示，52%的日本民众支持《新安保法案》。
2015年，安倍政府推动新一轮教科书修正，文部省审定通过的初中教科书出现多处历史扭曲——将“日本对亚洲的侵略”表述为“日本参与亚洲战争”，删除“殖民统治”“强制征用”等关键词；将“慰安妇”描述为“民间自愿的性工作者”，否认日本军方的强制征召；在钓鱼岛、独岛问题上，明确表述为“日本固有领土，不存在主权争议”，并加入“政府将坚决维护领土主权”的内容。此次修正不再是“局部修改表述”，而是“系统性重塑历史叙事”，试图通过基础教育让年轻一代形成“日本无侵略罪责”“领土争议源于他国”的认知，意味着日本右翼化开始“代际传承”。
2018年8月15日，日本战败73周年纪念日，安倍政府发表声明，仅模糊表示“对过去的战争表示深刻反省，向遇难者表示哀悼”，首次未提及“村山谈话”，表明自民党政府已正式放弃“道歉”立场，回归“仅反省不道歉”的保守派历史观，与村山谈话的核心精神彻底决裂。
安倍晋三执政8年，将日本右翼化从个别政策推向制度固化——历史修正有了法律保障，军事扩张有了战略支撑，舆论宣传有了政府主导。村山谈话时期的“历史和解可能”彻底消失，日本政坛彻底进入右翼主导阶段。
2020年后，岸田文雄政府继承安倍晋三的右翼路线，并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，推动右翼化向“实质性军事化”方向加速，风险进一步升级。
2022年12月，岸田政府通过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》《防卫计划大纲》《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》三项安保文件修订案，明确提出建设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，并计划在2023-2027年5年内将防卫预算提升至GDP的2%（战后首次突破1%的上限），2023年防卫预算达6.8万亿日元（约合3400亿元人民币）。在先发制人军事能力建设定位下，日本被允许对朝鲜导弹基地、中国沿海军事设施等潜在威胁源发动导弹打击，彻底背离“专守防卫”原则，回归二战前主动进攻的军事逻辑。
2023年，日本宣布从美国采购“战斧”巡航导弹，同时加速研发国产高超音速导弹，计划2026年部署；还通过渲染“中国威胁论”，将军事扩张与地区安全绑定，获得美国支持。2023年美日联合声明中，美国首次明确支持日本提升防卫能力，将美日同盟从“防御型”转向“进攻型”。
2023年，日本右翼化进一步向社会层面渗透，形成“政治-社会”联动的右转态势。8月15日，岸田政府15名阁僚参拜靖国神社，岸田本人虽未参拜，但以自民党总裁名义提供祭祀费用；同时，超过100名国会议员组成“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”，公开推动首相参拜合法化。右翼团体“日本会议”成员从2012年的10万人增至2023年的30万人。
2024年8月，岸田文雄因“黑金丑闻”辞职。自民党新总裁石破茂于10月出任日本第102任首相，其修宪理念比安倍晋三更为激进。尽管石破茂在自民党内部属于少数派中的少数派，执政根基浅，任职时间短暂，但从长远看，他与安倍晋三实现修宪的终极目标一致——修改和平宪法本是1955年自民党建党以来的核心政治主张，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是日本右翼化的终极目标。
2025年10月21日，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，短短3周内便密集发表涉台挑衅言论、实施亲台动作，成为日本右翼化“极端爆发”的代表。如果说安倍晋三是右翼化的“铺路者”，高市早苗就是彻底撕碎伪装的“暴走者”——她摒弃了安倍晋三的务实包装，将右翼主张赤裸裸地转化为国家行动，用密集的挑衅言行，把日本推向与亚洲邻国全面对立的悬崖。
高市早苗在APEC期间突破“非官方接触”惯例会见台当局人员，用“旭日大绶章”为“台独”分子站台，本质是将“以台制华”从隐性战略变成显性政策——既迎合美国“印太战略”，又通过煽动两岸对立，转移国内民生困境、强化民族主义动员；在国会公然宣称“台海有事即日本存亡危机”，更是突破了战后日本的军事禁忌，试图将自卫队拖入台海冲突，这种不计后果的冒险，远比安倍晋三的渐进式突破更具灾难性。
日本政坛右翼化的根源：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
对比村山谈话前后30年可知，日本政坛右翼化绝非偶然事件，而是内部政治结构、社会思潮、经济困境与外部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。
1955年以来，日本自民党累计执政时间超过60年，通过派阀政治、金权交易形成稳定的权力结构。自民党内部的安倍派、岸田派等保守派长期主导政策制定，导致右翼主张成为自民党的核心意识形态，为右翼化提供了政治基础。
1990年泡沫经济破裂后，日本陷入失去的30年，GDP年均增速不足1%，年轻人失业率高、阶层固化，民众对政府不满情绪上升。右翼势力以恢复国家尊严、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为口号，吸引民众，将经济困境归咎于和平宪法限制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，为右翼化提供了社会动员基础。
战后80余年，日本亲历战争的“昭和一代”逐渐离世；同时，经过多年的教科书修正和舆论引导，年轻一代的历史记忆被刻意扭曲，反省历史的社会基础逐渐消失。2023年NHK民调显示，18-29岁年轻人对“村山谈话”和日本战争性质的认知严重偏差，表明历史记忆断层已形成，为右翼化的“代际传承”提供了条件。
2010年后，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后，为遏制中国，开始公开支持日本提升防卫能力，默许日本修改和平宪法，为日本右翼化提供了外部支撑。正是美国的战略需求，为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提供了关键性的外部许可。
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2023年中国GDP是日本的3.5倍。日本对中国崛起产生强烈的战略焦虑，右翼势力以“中国威胁论”为借口，推动军事扩张和外交强硬，将自身的右翼化行为包装为应对安全威胁，误导国内民众。中日力量对比的颠覆性变化，是日本对华焦虑和强硬行为的深层结构性原因。
二战后，德国通过谢罪赔偿、历史教育改革、与受害国建立对话机制，实现了与邻国的历史和解；而日本由于美国的庇护、自民党长期执政、右翼势力阻挠，始终未建立官方系统性的历史赔偿机制，也未与中韩等国建立历史问题对话平台。历史和解的缺失，让日本缺乏正视历史的外部压力与内部动力，为右翼化提供了土壤。
历史的警示与日本的“出路”
30年前，村山富市以深刻反省、由衷道歉的姿态，为日本与亚洲受害国的历史和解打开了一扇门；30年后，日本政坛却在右翼化的道路上狂奔作死，逐渐关闭了这扇门。从村山谈话到岸田政府的反击能力建设，日本的历史认知完成了从“反省”到“否认”的倒退，军事政策完成了从“专守防卫”到“主动进攻”的转变，社会思潮完成了从“和平主义”到“民族主义”的右转。
高市早苗的“作死”绝非人格分裂，而是自民党右翼群体意志的极端体现。她的言行背后，是日本川崎、三井、三菱等军工复合体对战争红利的渴求，是右翼团体对历史修正的终极诉求，是美国对亚太棋子的战略期许。
高市早苗的狂奔，是村山谈话后30年右翼化积累的必然爆发。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将台湾视为牵制中国的棋子。从李登辉时期的“特殊国与国关系”论，到谢长廷的“日台特别伙伴”说，再到高市早苗的军事介入言论，台日勾连呈现从政治表态到军事冒险的递进趋势。这种策略既迎合美国“印太战略”，又试图通过制造两岸对立转移国内矛盾。
从安倍晋三的“温水煮青蛙”到高市早苗的“烈火烹油”，日本政坛的右翼化已从政策转向演变为制度性失控，从精英操弄蔓延为社会共识扭曲。她的每一次挑衅，都是在为日本的未来挖掘坟墓；每一次历史否认，都是在重蹈二战的覆辙——这条作死之路，不仅会让日本陷入外交孤立与安全危机，更会给亚洲各国带来新的和平隐患。
历史已经证明，侵略与扩张没有出路，历史修正与军事冒险终将付出沉重代价。高市早苗的作死狂奔或许能逞一时之快，却改变不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，阻挡不了亚洲各国维护地区稳定的共同意志。如果日本继续沿着右翼化的歧途走下去，终将被历史唾弃、被邻国孤立，重蹈二战的覆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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